“七贤图”上第八位 东周高士荣启期
“七贤图”上第八位 东周高士荣启期 马执斌 魏晋时期,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向秀、王戎、阮咸七位著名文士,他们既不满曹魏集团的腐朽,又不愿攀附司马氏新贵,彼此意气相投,所以经常在竹林中聚会,纵情饮酒作乐,放达不羁,借以发泄胸中的忧闷,世人称他们为“竹林七贤”。 在中国绘画史上,“竹林七贤”是一个重要题材。从东晋到元明,以“竹林七贤 ”为题材作画的人很多,像顾恺之、戴逵、陆探微、宗炳、毛惠远、韦鉴、常粲、支仲元、石恪、赵孟頫、仇英等名画家都创作过它。世人称这一题材的绘画为“七贤图”或“七贤画”。 1960年4月,在江苏省南京市西善桥南朝墓葬出土了一幅砖印壁画 。这幅壁画位置在墓葬主室后部上方,左右两壁对称,每壁各半幅,每半幅上绘四个人物。右壁为上,左壁为下。右壁半幅依次是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左壁半幅依次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从右至左前七位,正是竹林七贤;第八位是荣启期,图上都有他们各自的姓名,所以不会出错。壁画出土后,当时的文物考古专家给它定名为《竹林七贤及荣启期》砖印壁画或砖刻壁画。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不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之间相差了一千多年,为什么壁画要把他们放在一起呢? 这可以从壁画的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两方面去理解。从表现形式上考虑,因为壁画要分为左右两个半幅,如果只画竹林七贤,左右两半幅的内容无法对称,而要对称,最简便易行的办法,就是添加一位人物。可是历史人物太多了,数不胜数,绘画者为什么添加的是荣启期呢?这显然是绘画者考虑到作品表达的思想内容要一致。魏晋时期,盛行玄学。竹林七贤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所谓“玄学”,是由于当时研究《老子》《庄子》《周易》这三部号称“三玄”的著作而得名的。玄学实际上是用老庄的道家思想糅合儒家经义,以取代两汉经学的一种哲学思潮。它跟当时的社会政治密切相关。覣晋之际,曹操宗室与司马氏集团纷争仇杀,文人名士为避祸,则由研究具体问题而转向抽象的思辨。司马氏集团为篡夺曹魏政权,时常打着崇尚“名教”的旗号,屡兴杀伐,想诛灭曹党。出于对司马氏集团的不满和愤激,嵇康、阮籍等人,愤怒揭露“名教”的虚伪,崇尚“自然无为”,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而荣启期正是崇尚“自然无为”的先贤。所以绘画者选择了荣启期。 荣启期是东周一位隐居在泰山的高士。史书记载,孔子周游列国,路过泰山。在泰山深处看见一位鹤发童颜、神采奕奕的老者。这位老者身穿鹿皮衣,腰系藤条索,盘腿坐在悬崖下的巨石上,迎着旭日,一边抚琴,一边歌唱,银白色的长髯,被清风吹拂,在胸前飘动。此人就是荣启期。精通乐理和诗歌的孔子,从老者那平和、肃穆的琴声中,了解到此人弹琴技艺高超;又从老者那古朴、简奥的歌词中,认识到此人思想境界高尚。孔子料定这位前辈绝非凡夫俗子,必是世外高人。 孔子整理了一下衣冠,迈步向前,走到老者身边,恭恭敬敬地深施一礼,问道:“老人家,您高寿几何?为什么这么高兴呀!” 老者见这位后生彬彬有礼、讲话得体,就停止弾琴,微笑着回答:“活在世上,让我感到高兴的事情实在太多啦!比如说,大自然滋生万物,可万物之中,以人为贵,我得以生成为人,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吗?人有男女,以男为贵,我又得为男,这难道不又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吗?人能存活在世上很不容易。许多人在襁褓中就死亡了,而我今年已经九十岁啦,这难道不是第三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吗?人生的乐趣多得说不完。小伙子,要珍惜生命呀!” 孔子觉得老者讲述生命的道理深不可测,接着问道:“您老人家的快乐,固然令人羨慕,但是,看您的样子是一位安贫乐道的世外高人。现今您已年至九旬,恕我妄言,您离死期越来越近了。对此,难道您就不感到遗憾吗?” 老者听了,哈哈大笑。那洪亮的笑声在淸晨寂静的山谷间回荡。过了好一会,等山谷平静下来,老者说:“贫穷,那是贤士所处的常态。死亡,那是生命必然的归宿。处于常态,等待必然归宿,就像春夏秋冬四季交替一样的自然,有什么可以让我感到遗憾和不愉快的呢?” 荣启期对生命的达观,令为推行西周礼制而东奔西走的孔子再也无话可问了。 竹林七贤“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与荣启期崇尚自然的达观精神,是一脉相通的。这正是西善桥南朝墓葬砖印壁画选择荣启期作对称材料的原因。 从中国的艺术和美学的历程看,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艺术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学走向自觉的时代。此时的艺术不再甘心充当神学的附庸和经学的奴婢,更不甘心充当政教的工具,专门替统治者歌功颂德。如果说在美学领域里,从先秦至两汉占主导地位的是重善轻美的观念,那么,从魏晋起,重美轻善的观念就蓬勃兴起,崇尚情感自然、想象自由的观念,蔚然成风。这种重大的变化,正是在玄学思潮启示下发生的。《竹林七贤及荣启期》砖印壁画,就是印证这一重大变化的生动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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