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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完善 山东 孙淑静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用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科举考试的最大获益者是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科举考试也是广大读书人追求功名利禄、光宗耀祖的出路。英国大百科全书中说:“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所采用的选举制度，及其定期举行的考试”。表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考试制度，明确指出中国古代考试选官制度与英国科举考试制度及现代各国考试制度之间的渊源关系，说明中国古代考试选官制度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大发展的时期。此时开创并完善的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政权选拔各级官吏的一项基本制度，影响极为深远。 魏晋以来，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隋朝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为有效地进行统治，加强中央集权，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充任各级吏员，破旧立新，废除选官旧制（九品中正制），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他令各州推举人才，参加考试，合格的可以做官。按《隋书·高祖纪》记载，随文帝开皇十八年（589年）所开为“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当时有秀才、明经二科。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始置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诞生。所谓“科举”就是分科取士的意思。从此，门第不高的读书人，可以凭才学做官。选拔官吏的权利，也从地方集中到朝廷。但是隋朝不经常举行考试，录取的人不多，各科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尚未形成固定制度。 唐承隋制，推行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的科举制度。在科目的设置、类别的划分、科试的内容、科场规章等方面更加详备，更加完善，并逐渐制度化。常设的考试科目很多，以进士、明经两科最重要。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是完善科举的关键人物。唐太宗在位期间，提倡用人以德、学识为本，唐朝的科举每年定期举行，常设的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明法、明书、明算是关于律令、文字、数学的专门科目，选择专门人才。以明经、进士二科最为重要。进士科在隋朝仅试策论（对时事和政治的看法），贞观（唐太宗年号）八年加试经史（经书、史书）。明经科着重考对儒家的经典能不能记诵，比较死板。参加进土科考试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二，进士科第一名的称为状元。有不少人从少年考到老年仍未中进士，50岁考中进士的人看作“少进士”。“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人赵嘏的诗句，形象地刻画出进士登第的难度。一旦登第就名闻士林，意味着可以在仕途飞黄腾达了。唐高宗时进士科考试又加《老子》及其他“杂文”题，形成“三场考试”。第一场类似现在的填空题。第二场为口试，第三场为时务策。唐玄宗时转为兼考诗赋。而且诗赋成为最主要的考试内容。这也是唐代大诗人辈出，唐诗在诗歌领域内登峰造极的重要原因。武则天时特别重视科举，一连几天在洛阳宫殿测试应举的人，并命令吏部将复试者的名字糊掉而进行暗考，开了后世“殿试”和“糊名”的先河。史称“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寝以成风”（《通典·选举》）。唐还破例开了武科，即在科举考试当年同时进行武举考试。内容有骑射、步射、马枪等内容，考中的可以任命为武官。唐朝名将郭子仪即由武举进入仕途，后来平息了安史之乱。 两宋时期，科举制度沿唐之制，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日趋成熟，表现得更加开放和规范，扩大取士名额，确立了乡试、会试、殿试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形成进士科的空前繁荣。宋朝的科举放宽尺度，允许商人中有“奇才异行者”应举，改变了隋唐对商人采取歧视政策的弊端。应试几乎不受任何出身限制。科举制度通过确立公平竞争，择优取士授官的原则，把读书、应试与做官紧密地联系起来，真正实行“学而优则仕”。此外，科举考试严格的考试程序和严密的考试规则，革除了“问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的弊病，使“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原则得到真正的贯彻。因此，“朝为田舍郎”的士子，完全可能凭借其优异的考试成绩，取胜于科场，从而“暮登天子堂”。 科举制度延续到明清，显得更加完备。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乡试（农历八月）。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会试（农历二、三月）。分三甲取录，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若干人，但是明、清两朝都以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还规定了文章的格式一定要采用八股文，促使读书人养成了脱离实际、死啃教条的风气。到了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统治者决定推行新的学校制度， 科举制度被废除。 科举考试的形式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努力读书求学的风气，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唐代的科举制尤其是进士科的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和唐朝文化的发展。它不仅造就了一批诗人，而且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勃兴和传奇小说的发展，使唐代的文学水平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科举制度的实行为士子敞开宦门，使大批知识分子醉心于举业，不愿从事冷静的学术研究和深入的思考，不愿从事对国计民生有实用价值的科学技术研究，其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差，逐渐沦为封建统治者的附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