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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车(图画) 各种水车广泛用于农田灌溉，是唐朝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杜甫在四川写的《春水》诗说：“连筒灌小园”，李实解释这句话说：“川中水车如纺车，以细竹为之，车骨之末，缚以竹筒，旋转时低则舀水，高则泻水”(《杜诗镜铨》《春水》诗注。)，这是一种利用水力转动的筒车。这种筒车是用竹或木制成一个大型立轮，由一个横轴架起，可以自由转动。轮的周围斜装上许多小竹筒或小木简，把这个转轮安置在溪流上，使它下面一部分浸入水中，受水流之冲击，自行旋转不已。轮周斜挂的小筒，当没入水中时满盛溪水，随轮旋转上升，由于筒口上斜，筒内水不流洒，当立轮旋转180°时，小筒已平躺在立轮的最高处，进而筒口呈下倾位置，盛水即由高处泄入淌水槽，流入岸上农田。这对解决岸高水低，水流湍急地区的灌溉有着重大意义。这种自转不息终夜有声的筒车，确实是人无灌溉之劳而田有常熟之利。一昼夜可灌田百亩以上(唐代缺乏具体记载，此据宋应星《天工开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朝水车已传到日本，829年日本的“太政府符”专门谈及“应作水车事”，说：“传闻唐国之风，渠堰不便之处，多构水车。无水之地，以斯不失其利。此间之民，素无此备，动若焦损。宜下仰(切望)民间，作备件器，以为农业之资。其以手转、以足踏、服牛回等，备随便宜。”这一记载不仅是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绝好证明， 也生动说明水车使用已成“唐国之风”，其种类有手转、足踏、牛拉等。 水利事业的发达 唐朝水利工程相当发达，劳动人民不仅修复了一些旧的水利工程，而且新建了许多新的灌溉系统，水利兴修比过去多得多。仅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各地水利建设二百余项，分布于全国广大地区。唐初所分十道中仅陇右道水程失载。 这些水利工程755年以前修建的占总数70%，唐后期修建较少，占30%。多数为中小型工程，由地方政府征发民户修建而成。大的工程可灌田上万顷，小的可灌田数十顷。北方以开渠引灌为主，南方偏重于排水、蓄水，修建堤、堰、陂、塘。沿海则多修筑堤防，防捍海潮。这些水利工程合计灌溉面积极大，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丝织业 唐代丝织业非常发达，丝织技术精巧，丝织品品种花式繁多，争奇斗艳，琳琅满目，主要有绢、绫、锦、罗、纱、绮、絁等。 绫是以斜纹组织起花，光如镜面的丝织品。绢是用生丝织成的一种平纹织物，主要产于唐代北方。绢的显著特点是质轻，《太平广记》记载有一种轻绢，一匹长四丈，重量只有半两。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唐代绢幡，都是用一种几乎透明的薄绢制成的，挂在佛堂的过道上，不阻碍光线。陆游《老学庵笔记》说：“亳州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纱是一种表面布满纱眼的丝织物，亳州轻纱由于过于精薄，人手如无重量，做成衣服，真像身披轻雾。这种轻纱就是唐代贵妇“嫌罗不着爱轻容”的轻容纱，新疆吐鲁番发现的一件深红色轻容纱，菲薄精巧无比。锦是一种多彩织花的高级丝织物。益州、扬州的锦最负盛名。蜀锦绚丽多彩，精美绝伦。 唐朝丝织品的色彩极为丰富，有人对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丝织物作了色谱分析：红有银红、水红、猩红、绛红、绛紫等五色;黄有鹅黄、菊黄、杏黄、金黄、土黄、茶褐等六色;青、蓝有蛋青、天青、翠蓝、宝蓝、赤青、藏青等六色;绿有胡绿、叶绿、果绿、墨绿、豆绿等五色，连同黑白二色，共达24色之多。 陶瓷业 唐朝陶瓷业达到很高的水平。从唐朝起瓷器制造才与陶器制造完全分离，形成一个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瓷器已代替金、银、漆器成为不可缺少的日用器皿。开始出现了制瓷名窑，邢窑及四川大邑的白瓷，胎质坚致，釉色洁白，杜甫咏白瓷说：“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清脆的玉声)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越州的青瓷瓷土细腻，胎质精薄，瓷化程度高，釉色晶莹润泽，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说青瓷釉色晶莹如九秋露水，色泽如千峰滴翠。陆羽评青瓷白瓷说：“若邢瓷类银(言其白)，则越瓷类玉(言其白而莹润)”，“若邢瓷类雪(言其洁白)，则越瓷类冰(言其洁白而透明)”。是抓住了它们的特点的。唐三彩是一种铅釉陶器，它先以白色粘土作成陶胚，放在窑内素烧。陶胚烧成后再上釉进行釉烧，彩釉多是白、黄、绿、褐、蓝等色。经过化学分析彩釉主要是矽酸铅，用铅和石英配制而成，透明无色，制作时先在白地的陶胎上涂一层无色釉，然后再涂各种金属氧化物作为呈色剂，进行釉烧。工匠们可以配出浅黄、翠绿、天蓝等色彩。由于铅釉高温流动的性质，烧时往下流淌，呈现出从浓到淡的层次，融合绚丽。斑驳淋漓，成为闻名于世的唐三彩，表明工匠们对化学原料特性的认识、对火焰的控制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金属铸造业 金属铸造技术在唐代有很大进步，扬州的江心镜是世所闻名的，唐朝以来一直是贡品。《朝野金载》载“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这是一种大衣镜，足见制作技术的精巧。近代考古发掘出唐代铜镜不少，制作确实精致美观。1970年，西安南郊出土的唐代窖藏文物中，有270件金银器。经鉴定制作工艺极为复杂精细，焊接技巧纯熟，焊口平直，焊缝不易发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盘、碗等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切削加工痕迹。螺纹清晰，起刀和落点显著，有的小金盒，螺纹的同心度很强，纹路细密，说明当时已使用简单车床，其动力仍是手摇足踩，但它是近代机床的雏型。这在我国机械工业史上是一个较重要的发现。 唐都长安的规模和布局 唐长安城沿用隋大兴城旧制，不断修建，更加宏伟壮丽。长安城布局特色：1.宫殿、衙署、坊、市分置，宫城居全城北部正中，为宫殿区;其南是皇城，为中央衙署所在地;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拱卫皇城与宫城，是一般群众与官僚的住宅区和商业区。住宅区名坊，商业区名市，坊市分置。宫殿区居全城北部中央，显然带有皇帝“至高无上，南面称王”的意思，这可说是宇文恺当年设计长安格局时的中心思想。2.全城南北中轴线两侧东西对称。东半部设万年县，有东市;西半部设长安县，有西市，东半部54坊和西半部55坊绝大部分对称。因修兴庆宫、大明宫稍有变动。3.棋盘式的街道宽畅笔直。长安城内的街道均作南北、东西向排列，相互垂直，笔直端正，宽畅豁达。南北纵列的大街11条，东西横列的大街14条，由这些大街把外郭城切成109个长方形的坊和东西二市、二市各占两坊之地。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正反映了这种整齐划一的棋盘式格局。全城街道两旁都有排水沟，并栽种槐榆，大道笔直，绿树成荫，市容十分壮观。白居易给张籍的诗中所谓：“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就反映这一情况。宫城和皇城内，则多种梧桐柳树。4.封闭式的坊和集中的市。坊的结构是封闭式的，各坊都有围墙，住宅的门都在坊内。除皇城以南36坊只开东西两门，仅有东西大街外，其余各坊皆开东西南北四门，都有一条东西大街、一条南北大街构成的十字街。东西两市四面各开两门，各有两条东西街、两条南北街，构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分为九个方块。每方的四面都临街，店铺就设在各方的四围，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一个区域里，叫做行，东市有220行(有的说120行)，西市“市内店铺亦如东市”。西市是长安城商业集中之地，也是长安城经济活动的中心。 人口百万，商业繁荣 长安是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韩昌黎全集·论今年权停选举状》：“今京师之人，不啻(chi止)百万。”《韩昌黎全集·出门》：“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说长安有百万人口。《长安志》载：长安、万年二县共领户8万余。按一户五口推算，长安居民为40万，加上皇族、禁军、奴仆、僧、尼、道、冠(女道士)、少数民族、外国客人，长安人口可达百万。本目标题出自上述韩愈的诗，“百万家”应是虚指，形容长安人口众多。因为如果按一家四口计算，百万家当为400万口，与实际情况不符。 唐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唐太宗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赢得了民族融洽，迁居长安的少数民族数字十分可观。仅贞观时迁居长安的突厥族人就有1万家，突厥贵族被唐政府任命为将军、中郎将等五品以上官吏的达百余人。所以身着各式服装的边疆各族会聚长安，使长安成为国内各民族交往的中心。 长安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城市，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唐六典》记载唐王朝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互相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国客人来到长安。唐政府设有专门机构(鸿胪寺、礼宾院)负责接待外宾，设置翻译人员，提供各种便利。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道东壁的礼宾图，生动地描绘了中外友好往来的场面。例如波斯(伊朗)曾不断派遣使者前来长安，波斯商人遍布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很多波斯人长期甚至世代留居中国长安等地。波斯人李元谅在唐朝官至尚书左仆射、镇国军节度使。波斯商人很多从事珠宝行业，大多住在西市，经营普通商业的也有，如长安两市有波斯邸、波斯酒店等。可见在长安居住的外国侨民也很多。 长安百万人口需要大量的商品供应，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外国商人云集京城，兴贩贸易，使长安东西两市商业兴隆繁盛。仅见于历史记载的，两市行业就有铁行、肉行、笔行、大衣行、鞦(qiu牛马后部的革带)辔(pei驾驭牲口的缰绳)行、药行、秤行、绢行、麸行、鱼店、酒肆、帛肆、衣肆、寄附铺(寄卖所)、波斯邸(专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货物之处)等等。到唐后期，两市繁荣达到极盛。由于长安城规模大、人口多，大小工商业适应居民需要，在两市周围和城门附近各坊发展起来。如崇仁坊“一街辐辏(集聚)，遂倾(超过)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长安志》卷八)说明中唐以后，长安城工商业的发展，在地区上突破了两市的范围，在时间上突破了夜禁的限制。 长安城规模宏伟，布局严整，在封建时代是少见的都市设计，在国内国外影响很大，日本的平安京(西京)就是仿照长安建设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