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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与共产党二次合作态度迥异 江 苏 施茂平 一、孙中山与共产党的国共第一次合作 合作前态度主动：孙中山和共产党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是积极主动的，是真诚的。19世纪末期以来，孙中山就一直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奋斗。他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以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曾领导过“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等，结果都未能胜利，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靠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是行不通的。最后竟至“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连相从十余年的挂着革命党人招牌的新军阀陈炯明也要置他于死地。在极度的苦闷中，他对自己的革命经历做了深深的思考。 当时的中国，正如孙中山痛切地指出的那样：“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在此情况下，他渴望着开拓新的斗争道路和采取新的方法，寻求能够摆脱困境并推进中国革命的新的力量。于是，他将视线转向了给他带来希望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18年夏，孙中山就致电列宁，祝贺俄国革命的成功。在中国最先发出了同情俄国革命的呼声。列宁关于殖民地附属国民主革命的学说，以及苏俄1919年和1920年所发表的两次对华宣言，使孙中山受到极大的鼓舞。从对十月革命和苏俄的进一步认识，和总结过去一再遭受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冷遇和破坏的痛苦教训中，他辨清了真正的敌友，深切地感到只有列宁和他缔造的苏维埃俄国才是真正帮助中国革命的，所以愿意接受国际无产阶级正义的援助，并决定以俄为师，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通过自己的党员李大钊、林柏渠等和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给予孙中山积极影响与有益帮助，特别是坚决声讨陈炯明的叛逆罪行等，使处于危难中的孙中山更为感动。孙中山从得到的深刻印象中，觉察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的伟大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肩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自己倡导的国民革命，二者的基本任务是一致的，是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而这种国民革命，必须有工农的参加，才能取得胜利。所以，他决心把这一新生的、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政党引为同志和战友，联合起来共同战斗。 1923年，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关系迈出了新的步伐，他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合作关系建立了。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合作后互相尊重，积极捍卫：孙中山在处理同共产党合作的关系中，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能够虚心听取诤友──共产党人的帮助，从善如流，无愧为共产党人的忠实盟友。孙中山的国共合作主张，当时是得到了许多国民党人的拥护的。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翼代表人物，采取各种形式阻碍和破坏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这就使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的斗争持续不断。面对这种情况，孙中山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得不为维护国共团结进行有力的斗争。这一时期，孙中山再三强调说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国民党员不能反对共产党员。他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迫切需要，也是完全符合各族人民共同愿望的。因此，他坚定地维护国民党的革命方针，用一切办法来维护国共之间的团结，捍卫两党的革命联盟。在同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斗争中，态度鲜明，毫不动摇，遏止了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保证国共合作得以顺利向前推进。 孙中山和共产党人的合作，使他的革命活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孙中山和共产党人首缔的国共合作，不仅实现了北伐的大业，还为此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树立了两党并肩战斗的楷模。 二、蒋介石与共产党的国共第二次合作 合作前态度被迫：蒋介石和共产党的国共第二次合作可以说是被迫的，极不情愿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由于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而破裂的。面对新的国内形势，日寇大举入侵，分裂中国国土的现实，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固有国策，拿出主要的军事力量来完成剿灭红军和对付共产党，对日本的不断侵略仅仅依靠国联所谓的无谓的调停。“一二·九运动”后，日寇并吞华北野心毕显，形势日益严峻，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已是既成事实。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进一步变化情况，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且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明确提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并把“抗日反蒋”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才不得不考虑调整内外策略，开始把主要精力用之于对付日军的南侵。为了这一战略目的，蒋介石政府开始示好苏联，并做出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策略的姿态，来争取苏联的谅解和支持，开始希望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时，蒋介石还继续调动大批军队围攻陕北的红军，并亲自到西安督战。为了逼迫蒋介石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国民党将军扣押蒋介石，实行“兵谏”，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极力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努力促成国共的再度合作，经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蒋介石被迫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最终使得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国共两党间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基本上停下来，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 1937年，日本又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全国各地要求一致抗日的呼声更加高涨，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改变对日本的态度。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与共产党的合作还在犹豫、商谈之中。只是到了平津沦陷，上海形势日趋紧张以后，蒋介石急着要红军开赴前线抗日，态度才有所松动，上海战事爆发后，由于战场范围扩大，国民党兵力集中，难以打这种四面开花的战争，为了减少自己的牺牲，使一切军力调集起来积极抗日，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宣布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此《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有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 合作后关系貌合神离，积极限共反共：蒋介石在处理同共产党合作的关系中，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固有国策，貌合神离，积极限共反共。起初与共产党的合作，只是蒋介石迫于形势和压力，无奈之举。合作之初就对共产党提出许多苛刻的条件，只是想借谈判“合作抗日”，达到“招抚”共产党和“收编”红军的目的。经过反复商谈，8月上旬，双方经谈判达成红军改编的协议。国民党终于同意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但只给三个师的编制，共计4.6万人。后国共双方又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进行了多次商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并由蒋介石任命叶挺（当时非中共党员）为新四军军长。其实，蒋介石是想把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集中起来，开赴抗日战场，同时，也就扫清了江南的革命军队，解除他在江南的心病。而且合作之初蒋介石其他一些承诺后来看都只是空头支票。 国民党在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上还玩弄两面手法，蒋介石既想联共抗日来维护他的统治，又害怕共产党力量壮大威胁他的既得统治地位。因此，他既玩弄联共把戏，又想把共产党的力量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外患尚存，他不敢公然反共，削弱抗日阵营，于是在国共合作期间不断制造反共事件，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蒋介石就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1941年国民党蓄意制造的皖南事变即是一例。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方针没有改变，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并且采取了“以斗争求团结”的灵活策略，对国民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这就击退了反共高潮，捍卫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使得国共合作关系一直维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不久就急不可待地撕下假和平、假合作的嘴脸，于1946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春，蒋介石下令撤销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代表团，封锁《新华日报》，至此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尽管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是十万个不情愿，但是国共两党最终完成了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战，才使中国人民取得近百年来第一次反帝斗争——抗日战争完全胜利。 作者简介：施茂平，大学本科学历，中学高级历史教师，江苏南京秦淮区历史学科带头人，南京市第四十三中学副校长。曾承担过省市“九五”、“十五”、“十一五”课题研究，多篇论文在省市获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