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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伯韬 半个世纪的教育情怀 陈国清 题记: 戴伯韬先生从22岁任无锡县立惠山实验小学校长起，就与基础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半个多世纪，在我国基础教育园地中，都可以看到伯韬先生辛勤耕耘、播种和服务的身影。 一直想为戴伯韬先生写点什么，不仅因他是当年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的第一批学生，人称“陶行知的十三个大弟子”之一，更因他在其后的50余年当中，矢志不渝地为我国的基础教育事业耕耘、播种、服务着。还有一层原因是我与其孙女一起共事多年，时常会谈起伯韬先生的点滴往事。1981年3月6日清晨，他倒在了去办公室的路上。今年，伯韬先生离开其毕生为之奉献的教育事业整整30年了。这期间我国的科技教育事业获得了大发展、大提升，可以告慰伯韬先生了。
伯韬先生祖籍江苏丹阳戴家水湖村，这里曾经是个河湖纵横，鱼米丰登，人文荟萃之地，古往今来这块土地孕育了众多的名人大家。丹阳自古崇尚知识、重视教育。伯韬先生自幼聪颖好学，自乡私塾考入县立第二高小，又考入镇江省立第六中学，后又依家人旨意考入省商业专科学校，准备毕业后进入上海商界。20世纪20年代的各级学校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各种思潮广泛传播，中共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恽代英在各个学校宣传科学与民主，批判封建专制文化。作为热血青年的伯韬先生深受其进步思想影响。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伯韬先生从此立志要为我们苦难的民族做些事情。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陶行知先生编辑的《乡教丛讯月刊》，对陶行知先生的“办乡村教育，来改造中国”的主张十分认同。1926年冬，不足20岁的伯韬先生只身前往南京，投奔到陶行知先生在南京郊外开办的“晓庄师范”就读，成为晓庄师范的第一批学生。在晓庄师范与陶先生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不但越来越被陶行知先生的个人魅力和人格力量所吸引，更为其教育思想的朴素通俗、蕴涵深刻且紧密联系中国国情而叹服。特别是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对伯韬先生一生的志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1年春，陶行知先生提出，“要把科学变得和日光、空气一样普遍，人人都能享受”，在知识界倡导“科学下嫁”活动，指出科学技术再也不能高高在上，要下嫁给大众，下嫁给少年儿童。伯韬先生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随后组织成立的“自然科学团” 中，伯韬先生是最活跃的成员。“自然科学团”成立后开始着手编写一套包含近代生物、化学、物理、天文、矿物、数学、农业、生理卫生等各方面知识的儿童科学丛书。这套丛书的编写思想，就是探索如何有效地向少年儿童进行科学技术的启蒙教育，强调在指导儿童动手做实验上下足功夫，儿童科学丛书第一批编了100本，伯韬先生一人就编写了50本。 1934年，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少年儿童的科学启蒙教育，伯韬先生在山海工学团的幼儿班中开展了科技知识教育的实验。伯韬先生根据他的教育教学经验及对儿童心理的研究，首先编出了《幼稚园和小学低年级科学教育指导书》（以下简称《指导书》）。指出“每一个儿童生下来就是一位科学家。他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科学精神。他对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要去追问，而且终是那么坚持到底，不追问到根由不止。……科学的种子一定要撒播在每一个儿童身上，科学的民族才会创造出来”，“许多天才的科学家，在他幼年的时代，已经被他的父母师长枪毙掉了。这真是人类的悲剧”。 《指导书》中关于如何去寻找科学实验的材料，实际操作的每一个具体步骤，都描述的十分详尽，使学习者看了书就会做。提出在实验材料方面一定注意就地取材，找“中国材料”，要彻底改变过去中国人研究自然科学都是举外国例子，找外国材料，这样做的结果是特别不利于培养孩子们的民族自信心。“指导书”还强调教授者要从动手做的过程中将学习者引导到近代的新奇发明上去，引导到科学原理上去，引导到日常生活和环境的改造上去。这份“幼稚园和小学低年级科学教育指导书”堪称我国最早、最符合少年儿童教育实际的一部科学启蒙教育的教学大纲。虽然是80年前编写的，今天仍能从中感受到伯韬先生在幼儿科学启蒙教育方面思想和智慧的火花。伯韬先生早期从事的科普事业活动及所作的重要贡献，使他成为我国这项事业的主要开拓者。 伯韬先生从22岁任无锡县立惠山实验小学校长起，就与基础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我国基础教育的园地中，从抗日烽火连天的敌后主编《新学识》《生活教育》（战时教育），发起成立“抗战教育研究会”在教师和学生中宣传抗战救国，到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学校建设、教师培训和教科书的编写；从新中国建立后对上海中小学校教学的迅速恢复以及教师队伍的稳定和改造，到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执掌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建设，筹办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从十年动乱中遭受迫害仍时刻关注基础教育和中小学教材的命运，到文革结束后忘我的工作，创办“课程教材教法”学术研究杂志，弹精竭力地开展思想与各项基础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都可以看到伯韬先生辛勤耕耘、播种和服务的身影。 伯韬先生为我国各个时期的基础教育事业忘我地奋斗了50余年，他既有十分丰富的教育教学方面的实践经验，又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他一生写下了众多的论著文章，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为我国教育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从伯韬先生一生所发表的文章言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通过动手实验求得知识”是其一脉相承、贯穿始终的教育思想。 1938年，抗战的爆发显露出当时教育的种种弊端，他振聋发聩地写到：我们认为教条式的教育，是最无用、最不经济的教育，那不过是徒然折磨儿童，束缚儿童的身心发展罢了。不要说别的，就拿培养儿童的民族意识这一点来说吧。空洞的讲爱国道德，讲信条，那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这一年多来，民族意识之所以能在一般国民和儿童们心里增长，主要因为有现实在那里影响他们，教育他们。儿童们常常在一两千，甚至四五千伤兵或群众面前演抗日戏剧、唱抗日歌曲、喊抗日口号，使儿童与群众在情绪上互相影响，互相教育。世界上还有比这种课堂更伟大的吗？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科学的春天来了，教育的春天也来了。伯韬先生满怀希冀地写到：科学是从实验中发展起来的，没有对自然界的观察和实验，就没有科学，就不能发展科学。学生要把前人积累的科学结晶转化为自己所有也要通过实验；实验又能开拓思路、引入新的知识。因此，学习、实验、思考、判断，再学习、再实验、再思考、再判断，如此循序前进，才是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应有过程，在这里培养学生做实验的操作技能是极端重要的。使学生将来离开学校后可以自己动手做各种实验，是实现四化的需要，也是发展科学的需要。 伯韬先生去世已经30年了。纵观我们的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投入仍显不足，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一些观念意识的惯性延续仍没有打破。基础教育，甚至高等教育培养出的学生仍普遍存在动手能力差，创新意识不强等突出问题。基础教育仍旧在“高考”这一独木桥的困扰中徘徊。我们不能总是以“发展中的问题”来搪塞了。 最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发布，使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其中提及的 “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20字战略方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热议，教育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到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几万条。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基石和动力之源。办好教育已经成为我们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和责任，请伯韬先生等教育先贤们放心吧。 （本文得到戴伯韬先生夫人94岁高龄的郑炜女士的帮助。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原副馆长、副编审。）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