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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快要亮了。蜡烛也快要燃尽了。老妇人在地上到处找，终于找到了一小片带锈的洋铁。她用瘦弱的手指使劲把这片洋铁弯成了半圆，插在蜡烛旁边的泥土中，作为挡风的屏障。布置好了，她站起身来，仍旧慢慢地穿过方场，绕过那一段没有倒下的铁栏杆，回到地窖里去了。 拂晓前，契柯拉耶夫所属的那一连红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直奔方场，占领了那座桥。 隔了一两个小时，天色已经大亮。红军的坦克紧跟着步兵过桥去了。战斗在河的对岸进行着，再没有炮弹落在方场上了。 这时候，连长派了几个士兵去找契柯拉耶夫的尸身，打算把他和今天早上战死的战士一同埋葬。 那几个士兵到处找契柯拉耶夫的尸身可是找不着。突然，有一个士兵吃惊地大声叫了起来。 “看呀!”那红军说。 大家都朝他指点的方向看。 在已经被破坏的铁栏杆附近，耸立着一个小小的坟堆。一支蜡烛，旁边还有生锈的洋铁片给它挡住了风，在坟堆上闪耀着柔和的火焰。蜡烛快点完了，烛芯快给蜡泪淹没了，但是那一朵小火花依然在闪烁。 站在坟旁的红军士兵们立刻脱下了帽子。他们围着坟堆，静默地站着，看着这渐渐暗淡下去的烛光。 这时候，一个披着黑色大围巾的高身材的老妇人走近来了。她默默地走过那些红军身边，在坟旁跪下，从黑色的大围巾底下取出又一支蜡烛来。这一支和坟上的快点完的那一支一模一样，显然是一对。老妇人蹲下身去拾起那蜡烛头，把那新的一支点着，插在那老地方。她站起来的时候，行动很困难，离她最近的红军士兵小心地把她扶了起来。 即使在这个当儿，老妇人也没有说话，她不过抬起眼睛来，朝这些脱了帽的肃立着的人们看了一眼，十分庄严地对他们深深一鞠躬;然后，把她的黑色大围巾拉直了，颤巍巍地走了。没有再回过头来，看一下那蜡烛和那些士兵。 红军士兵们目送着她走远了。他们小声地谈论着，似乎怕惊扰那肃穆的空气，他们穿过方场，走过桥，赶上他们的连队，投入战斗。 在炮火烧焦了的土地上，在炸弯了的铁器和烧死了的树木中间，那位南斯拉夫母亲的惟一珍爱的东西她的结婚的花烛还是明晃晃地点在一个苏联青年的坟头。 这一点火焰是不会熄灭的。它将永远燃着，正像一个母亲的眼泪，正像一个儿子的英勇，那样永垂不朽。 3 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 先生： 您征求我对远征中国的意见。您认为这次远征是体面的，出色的。多谢您对我的想法予以重视。在您看来，打着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双重旗号对中国的远征，是由法国和英国共同分享的光荣，而您想知道，我对英法的这个胜利会给予多少赞誉。 既然您想了解我的看法，那就请往下读吧：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艺术有两个来源，一是理想，理想产生欧洲艺术;一是幻想，幻想产生东方艺术。圆明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位就如同巴特农神庙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一个几乎是超人的民族的想像力所能产生的成就尽在于此。和巴特农神庙不一样，这不是一件稀有的、独一无二的作品;这是幻想的某种规模巨大的典范，如果幻想能有一个典范的话。请您想像有一座言语无法形容的建筑，某种恍若月宫的建筑，这就是圆明园。请您用大理石，用玉石，用青铜，用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它的屋架，给它上上下下缀满宝石，披上绸缎，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造城楼，里面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珐琅，饰以黄金，施以脂粉，请同是诗人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再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总而言之，请假设人类幻想的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洞府，其外貌是神庙，是宫殿，那就是这座名园。为了创建圆明园，曾经耗费了两代人的长期劳动。这座大得犹如一座城市的建筑物是世世代代的结晶，为谁而建?为了各国人民。因为，岁月创造的一切都是属于人类的。过去的艺术家、诗人、哲学家都知道圆明园，伏尔泰就谈起过圆明园。人们常说：希腊有巴特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巴黎有圣母院，而东方有圆明园。要是说，大家没有看见过它，但大家梦见过它。这是某种令人惊骇而不知名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见，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瞥见的亚洲文明的剪影。 这个奇迹已经消失了。 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胜利者均分。我们看到，这整个事件还与额尔金的名字有关，这名字又使人不能不忆起巴特农神庙。从前对巴特农神庙怎么干，现在对圆明园也怎么干，只是更彻底，更漂亮，以至于荡然无存。我们所有大教堂的财宝加在一起，也许还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那儿不仅仅有艺术珍品，还有大堆的金银制品。丰功伟绩!收获巨大!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腰包，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这两个强盗的故事。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不过，我要抗议，感谢您给了我这样一个抗议的机会。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 法兰西帝国吞下了这次胜利的一半赃物，今天，帝国居然还天真地以为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把圆明园富丽堂皇的破烂拿来展出。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现在，我证实，发生了一次偷窃，有两名窃贼。 先生，以上就是我对远征中国的全部赞誉。 维克多 雨果 1861年11月25日于高城居 5 亲爱的爸爸妈妈 一个外国人从一个国家带走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在那儿感到的痛苦。我在南斯拉夫的克拉库耶伐次感觉到了。 纳粹将其所有的愤怒残酷地发泄在这个温和的小城里。整个城成为一座巨大的坟墓，埋葬了7000名被残杀的人。那就是我带走的沉重记忆。但这是个美丽的记忆。无论何时，只要有人提起南斯拉夫，我就想起克拉库耶伐次和那儿被敌人杀戮的那一刻，我就想起那里整个民族的英勇。 ——萨特 一 凄风。苦雨。天昏。地暗。 老年、青年、孩子们，一群群涌向那青青山坡那儿就是1941年10月21日300个孩子被纳粹 南斯拉夫小说家莫马 迪密其为我撑着雨伞，我们在窄窄的山路上边走边谈。 “自从1945年起，每年10月21日，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克拉库耶伐次，悼念被纳粹杀死的300个孩子。”莫马告诉我。 “纳粹为什么要选克拉” “克拉库耶伐次。” “克拉库耶伐次。纳粹为什么要选这个小城杀人呢?” “克拉库耶伐次是我们塞尔维亚的中心。他们杀孩子、老师，也杀牧师、工人、木匠、小店老板、鞋匠……全是纯朴勤劳的普通市民。” “为什么呢?” “纳粹要灭种呀!孩子们就从课堂里被抓走，还有十几位老师。有一位老师，纳粹要他合作，他说：‘开枪吧!我给孩子们上最后一课!’” 雨哗哗地下。山路上的人，在伞下低着头，朝圣 一般向山上走。走不完的人。望不断的路。 “七千多人呀!”莫马继续告诉我，“一天之内，全杀光了!尸首染红了三百五十多英亩的土地。每年这一天，我们到这儿来纪念他们。诗人，画家，雕刻家，剧作家，演员，音乐家各种艺术家，用各种艺术作品来纪念他们。你看!”莫马指着前面。我们在蜿蜒的山路上一拐弯，只见一座巨大的白色V形石雕屹立在山坡上。 “那V形石碑象征被害孩子们的班级五年级。”莫马说，“孩子们就在那儿被纳粹杀死。” 人已满山满谷。人潮仍沿着山路泻下。白色石雕边浓烈的色彩一抹一抹漫开去孩子们仍不断涌来。他们正站在47年前300个孩子发出最后一声呼唤的地方：“亲爱的爸爸妈妈!” “华苓，跟我来!”莫马挽起我手臂，带我到站在人群最前面的两位老人面前。他们头发斑白，脸色肃穆，定定望着笼罩山谷的V形石碑。“这是孩子中仅有的两位生还者。”莫马向我介绍那两位老人。 我恍惚了一下，紧紧握住他们的手。老人眼神木然，仿佛眼前的景物已不存在，他们又回到半个世纪前的世界中去了。 地上的人已老，地下的仍是儿童。但在这一刻，他们又在一起了。 二 历史，现实，在雨中融合了融成一幅悲哀而美丽、真实而荒谬的画面。 “他们全是南斯拉夫著名的演员和音乐家。”莫马指着几个走向扩音器的人对我说。 雨下得更大了。乐队奏起了音乐。一位女演员朗诵南斯拉夫著名女诗人迪桑卡的诗： …… 他们坐在书桌前 就在那要命时刻前55分钟 小小的人儿， 急切地回答 艰难的问题： 假若一个人步行，结果是多少…… 许许多多这类问题。 小脑子充满了数字， 书包装满了练习簿， 打的分数有好也有坏; 兜儿还塞一把梦想和秘密， 是爱和盟誓。 每个人都以为 自己将在阳光下奔跑 很久，很久 直到任务了结时。 …… 一首首诗，一段段合唱，一幕幕短歌剧，在两小时之内，将半个世纪前的残酷历史呈现在我们眼前。孩子们对未来的憧憬，对生命的喜悦，对死亡的恐惧，对亲人的呼唤，父母失子的哀伤和控诉，塞尔维亚人对暴力的反抗和对自由的执著世世代代“人”的声音，在诗和音乐的韵律中，响彻云霄，响遍山谷。回音在倾泻的雨中缭绕不绝。天地亦与人同哀。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就那样年年不间断地表达他们的历史感：没有仇恨，没有愤怒;只有悲哀，只有记忆，只有警告世间永远不能再有战争和屠杀了。 我不由想起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也建在当年日军集体屠杀中国人的地点。馆外一大片石子，每颗石子象征一位牺牲者。馆内陈列着日军屠杀的证物、文件、照片、报纸。 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多少人记得呢?世界上多少人知道呢?人，是健忘的。不记仇，很对。但是，不能忘记。 三 我们一共六十几位作家，从世界许多地区应邀在南斯拉夫讨论“放逐与文学”。所有的作家都看到和感染到克拉库耶伐次山谷中重现的半个世纪前的一段历史。历史是沉重的。现实呢? 安格尔 在餐桌上写诗。只见他写下第一行： 黑色在这儿也太明亮了…… 中国大陆有三位作家在座。杨旭站起来说话了：“我从南京来。1937年，日本军队攻进南京时，有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那一场屠杀受害者有30万人!我们在南京也建立了一座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37年，我五岁，我是那一场大屠杀的幸存者。今天我对南斯拉夫人在受害者面前所表现的感情，完全理解。我注意到：今天的仪式上有许多青年和少年。我们这些大人应该对孩子们负责：永远不要有战争了。” 西德作家明赫白缓缓地站起来，他沉重地说：“……我有犯罪感：感到是我杀害了那些孩子。我们简直就是禽兽!所有集中营都必须粉碎!你们允许我和你们在一起，我非常感激……” 他说不下去了，坐下来掩面哭泣。 另一位作家讲话之后，日本人也要讲话了。 “……南京大屠杀是事实。但是，请不要忘记：我们也有广岛原子弹，也有一片沉寂。” 安格尔低声对我说：“我要问他三个问题：中国人侵略过日本吗?中国人屠杀过日本老百姓吗?美国在日本进攻珍珠港之前扔过炸弹吗?他们先发动战争!他们先杀人!”安格尔接着问我是否应该站起来反驳他呢? “不必了。他和那位西德朋友一对照，就是很好的反驳。” 明赫白仍然双手撑着头流泪。我和安格尔走过去和他握手。许多人走过去和他握手。 四 克拉库耶伐次血腥悲剧中最感人的，是那些被残杀的人留下的片纸只字。他们临死前几分钟，在小纸片上，或在身份证上，给亲人写下最后几个字。字迹模糊，句子也许不通，却表达了赤裸裸的爱、赤裸裸的心愿： (第一中学六年级学生)亲爱的爸爸妈妈最后一次了鲁比沙 (第二中学六年级学生)爸爸，我和密索在旧军营里。给我们送饭来，也要工装裤和毯子。送点果酱来爸爸去找校长假若有用送点东西给我们吃吧。姨妈彼得舅舅也在这儿。给他送三包烟还要些纸巴法尔 (工人)永别了美莎我今天死了再见我最最亲爱的我最后一刻想到的是你我的儿子没有爸爸也要快乐再见史米奇 (工人)孩子们为父报仇史迪凡 (木匠)亲爱的请照顾孩子们永远不要离开他们再见无名 (牧师)永别了我所有的亲人我最最亲爱的我就要死了虽然我无罪 (工人)我最亲爱的鲁姬卡在这最后一刻原谅我一切吧留下850元爱你的包扎 (生还的工人)亲爱的包瑞卡好好照顾美莎给她找个好丈夫问爸爸好请他也找爱你的包季达 1988年初冬于爱荷华 6 阿长与《山海经》 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长。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 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她生得黄胖而矮，“长”也不是形容词。又不是她的名字，记得她自己说过，她的名字是叫作什么姑娘的。什么姑娘，我现在已经忘却了，总之不是长姑娘;也终于不知道她姓什么。记得她也曾告诉过我这个名称的来历：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个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这就是真阿长。后来她回去了，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缺，然而大家因为叫惯了，没有再改口，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 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可只得说：我实在不大佩服她。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察察”有些关系。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 “长妈妈生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罢?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罢?……” 母亲听到我多回诉苦之后，曾经这样地问过她。我也知道这意思是要她多给我一些空席。她不开口。但到夜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 但是她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然而她进来，又将一个福橘放在床头了。 “哥儿，你牢牢记住!”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么?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她又拿起那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流流……。” 梦里也记得元旦的，第二天醒得特别早，一醒，就要坐起来。她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将我按住。我惊异地看她时，只见她惶急地看着我。 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我忽而记得了 “阿妈，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她于是十分喜欢似的，笑将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而记得，这就是所谓福橘，元旦辟头的磨难，总算已经受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 她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拣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此外，现在大抵忘却了，只有元旦的古怪仪式记得最清楚。总之：都是些烦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 然而我有一时也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她常常对我讲“长毛”。她之所谓“长毛”者，不但洪秀全军，似乎连后来一切土匪强盗都在内，但除却革命党，因为那时还没有。她说得长毛非常可怕，他们的话就听不懂。她说先前长毛进城的时候，我家全都逃到海边去了，只留一个门房和年老的煮饭老妈子看家。后来长毛果然进门来了，那老妈子便叫他们“大王”，据说对长毛就应该这样叫，诉说自己的饥饿。长毛笑道：“那么，这东西就给你吃了罢!”将一个圆圆的东西掷了过来，还带着一条小辫子，正是那门房的头。煮饭老妈子从此就骇破了胆，后来一提起，还是立刻面如土色，自己轻轻地拍着胸脯道：“阿呀，骇死我了，骇死我了……。” 我那时似乎倒并不怕，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我不是一个门房。但她大概也即觉到了，说道：“像你似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掳的，掳去做小长毛。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掳。” “那么，你是不要紧的。”我以为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况且颈子上还有许多灸疮疤。 “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么?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夜间的伸开手脚，占领全床，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应该我退让。 这种敬意，虽然也逐渐淡薄起来，但完全消失，大概是在知道她谋害了我的隐鼠之后。那时就极严重地诘问，而且当面叫她阿长。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长毛，不去攻城，也不放炮，更不怕炮炸，我惧惮她什么呢! 但当我哀悼隐鼠，给它复仇的时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莫名其妙，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枝折了，还要愤愤地咒骂道：“死尸!”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制艺和试帖诗，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看见过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他说给我听，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那里了。 我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寻找，他是很疏懒的。问别人呢，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压岁钱还有几百文，买罢，又没有好机会。有书买的大街离我家远得很，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玩一趟，那时候，两家书店都紧紧地关着门。 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但一坐下，我就记得绘图的《山海经》。 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向来没有和她说过的，我知道她并非学者，说了也无益;但既然来问，也就都对她说了。 过了十多天，或者一个月罢，我还很记得，是她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 “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 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 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 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像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确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 此后我就更其搜集绘图的书，于是有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又有了《点石斋丛画》和《诗画舫》。《山海经》也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字是红的，比那木刻的精致得多了。这一部直到前年还在，是缩印的郝懿行疏。木刻的却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失掉了。 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三月十日 7 背影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再三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8 台阶 我们家的台阶有三级，用三块青石板铺成。那石板多年前由父亲从山上背下来，每块大约有三百来斤重。那个石匠笑着为父亲托在肩膀上，说是能一口气背到家，不收石料钱。结果父亲一下子背了三趟，还没觉得花了太大的力气。只是那一来一去的许多山路，磨破了他一双麻筋草鞋，父亲感到太可惜。 那石板没经石匠光面，就铺在家门口。多年来，风吹雨淋，人踩牛踏，终于光滑了些，但磨不平那一颗颗硬币大的小凹。台阶上积了水时，从堂里望出去，有许多小亮点。天若放晴，穿堂风一吹，青石板比泥地干得快，父亲又用竹丝扫把扫了，石板上青幽幽的，宽敞阴凉，由不得人不去坐一坐，躺一躺。 母亲坐在门槛上干活，我就被安置在青石板上。母亲说我那时好乖，我乖得坐坐就知道趴下来，用手指抓青石板，划出细细的沙沙声，我就痴痴地笑。我流着一大串涎水，张嘴在青石板上啃，结果啃了一嘴泥沫子。再大些，我就喜欢站在那条青石门槛上往台阶上跳。先是跳一级台阶，蹦、蹦、蹦!后来，我就跳二级台阶，蹦、蹦!再后来，我跳三级台阶，蹦!又觉得从上往下跳没意思，便调了个头，从下往上跳，啪、啪、啪!后来，又跳二级，啪、啪!再后来，又跳三级，啪!我想一步跳到门槛上，但摔了一大跤。父亲拍拍我后脑勺说，这样是会吃苦头的! 父亲的个子高，他觉得坐在台阶上很舒服。父亲把屁股坐在最高的一级上，两只脚板就搁在最低的一级。他的脚板宽大，裂着许多干沟，沟里嵌着沙子和泥土。父亲的这双脚是洗不干净的，他一般都去里洗，拖着一双湿了的草鞋唿嗒唿嗒地走回来。大概到了过年，父亲才在家里洗一次脚。那天，母亲就特别高兴，亲自为他端了一大木盆水。盆水冒着热气，父亲就坐在台阶上很耐心地洗。因为沙子多的缘故，父亲要了个板刷刷拉刷拉地刷。后来父亲的脚终于洗好了，终于洗出了脚的本色，却也是黄几几的，是泥土的颜色。我为他倒水，倒出的是一盆泥浆，木盆底上还积了一层沙。父亲说洗了一次干净的脚，觉得这脚轻飘飘的没着落，踏在最硬实的青石板上也像踩在棉花上似的。 我们家的台阶低! 父亲又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感叹。这句话他不知说了多少遍。 在我们家乡，住家门口总有台阶，高低不尽相同，从二三级到十几级的都有。家乡地势低，屋基做高些，不大容易进水。另外还有一说，台阶高，屋主人的地位就相应高。乡邻们在一起常常戏称：你们家的台阶高!言外之意，就是你们家有地位啊。 父亲老实厚道低眉顺眼累了一辈子，没人说过他有地位，父亲也从没觉得自己有地位。但他日夜盼着，准备着要造一栋有高台阶的新屋。 父亲的准备是十分漫长的。他今天从地里捡回一块砖，明天可能又捡进一片瓦，再就是往一个黑瓦罐里塞角票。虽然这些都很微不足道，但他做得很认真。 于是，一年中他七个月种田，四个月去山里砍柴，半个月在大溪滩上捡屋基卵石，剩下半个月用来过年、编草鞋。 大热天父亲挑一担谷子回来，身上着一片大汗，顾不得揩一把，就往门口的台阶上一坐。他开始“磨刀”。“磨刀”就是过烟瘾。烟吃饱了，“刀”快，活做得去。 台阶旁栽着一棵桃树，桃树为台阶遮出一片绿阴。父亲坐在绿阴里，能看见别人家高高的台阶，那里栽着几棵柳树，柳树枝老是摇来摇去，却摇不散父亲那专注的目光。这时，一片片旱烟雾在父亲头上飘来飘去。 父亲磨好了“刀”。去烟灰时，把烟枪的铜盏对着青石板嘎嘎地敲一敲，就匆忙地下田去。 冬天，晚稻收仓了，春花也种下地，父亲穿着草鞋去山里砍柴。他砍柴一为家烧，二为卖钱，一元一担。父亲一天砍一担半，得一元五角。那时我不知道山有多远，只知道鸡叫三遍时父亲出发，黄昏贴近家门口时归来，把柴靠在墙根上，很疲倦地坐在台阶上，把已经磨穿了底的草鞋脱下来，垒在门墙边。一个冬天下来，破草鞋堆得超过了台阶。 父亲就是这样准备了大半辈子。塞角票的瓦罐满了几次，门口空地上鹅卵石堆得小山般高。他终于觉得可以造屋了，便选定一个日子，破土动工。 造屋的那些日子，父亲很兴奋。白天，他陪请来的匠人一起干，晚上他一个人搬砖头、担泥、筹划材料，干到半夜。睡下三四个钟头，他又起床安排第二天的活。我担心父亲有一天会垮下来。然而，父亲的精力却很旺盛，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在屋场上从这头走到那头，给这个递一支烟，又为那个送一杯茶。终于，屋顶的最后一片瓦也盖上了。 接着开始造台阶。 那天早上父亲天没亮就起了床，我听着父亲的脚步声很轻地响进院子里去。我起来时，父亲已在新屋门口踏黄泥。黄泥是用来砌缝的，这种黏性很强的黄泥掺上一些石灰水豆浆水，砌出的缝铁老鼠也钻不开。那时已经是深秋，露水很大，雾也很大，父亲浮在雾里。父亲头发上像是飘了一层细雨，每一根细发都艰难地挑着一颗乃至数颗小水珠，随着父亲踏黄泥的节奏一起一伏。晃破了便滚到额头上，额头上一会儿就滚满了黄豆大的露珠。 等泥水匠和两个助工来的时候，父亲已经把满满一黄泥踏好。那黄泥加了石灰和豆浆，颜色似玉米面，红中透着白，上面冒着几个水泡，被早晨的阳光照着，亮亮的，红得很耀眼。 父亲从老屋里拿出四颗大鞭炮，他居然不敢放，让我来。我把火一点，呼一声，鞭炮蹿上了高空，稍停顿一下便掉下来，在即将落地的瞬间，啪那条红色的纸棍便被炸得粉碎。许多纸筒落在父亲的头上肩膀上，父亲的两手没处放似的，抄着不是，贴在胯骨上也不是。他仿佛觉得有许多目光在望他，就尽力把胸挺得高些，无奈，他的背是驼惯了的，胸无法挺得高。因而，父亲明明该高兴，却露出些尴尬的笑。 不知怎么回事，我也偏偏在这让人高兴的瞬间发现，父亲老了。糟糕的是，父亲却没真正觉得他自己老，他仍然和我们一起去撬老屋门口那三块青石板，父亲边撬边和泥水匠争论那石板到底多重。泥水匠说大约有三百五十斤吧，父亲说不到三百斤。我亲眼看到父亲在用手去托青石板时腰闪了一下。我就不让他抬，他坚持要抬。抬的时候，他的一只手按着腰。 三块青石板作为新台阶的基石被砌进去了。父亲曾摸着其中一块的那个小凹惊异地说，想不到这么深了，怪不得我的烟枪已经用旧了三根呢。 新台阶砌好了，九级，正好比老台阶高出两倍。新台阶很气派，全部用水泥抹的面，泥瓦匠也很用心，面抹得很光。父亲按照要求，每天在上面浇一遍水。隔天，父亲就用手去按一按台阶，说硬了硬了。再隔几天，他又用细木棍去敲了敲，说实了实了。又隔了几天，他整个人走到台阶上去，把他的大脚板在每个部位都踩了踩，说全冻牢了。 于是，我们的家就搬进新屋里去。于是，父亲和我们就在新台阶上进进出出。搬进新屋的那天，我真想从台阶上面往下跳一遍，再从下往上跳一遍。然而，父亲叮嘱说，泥瓦匠交代，还没怎么大牢呢，小心些才是。其实，我也不想跳。我已经是大人了。 而父亲自己却熬不住，当天就坐在台阶上抽烟。他坐在最高的一级上。他抽了一筒，举起烟枪往台阶上磕烟灰，磕了一下，感觉手有些不对劲，便猛然愣住。他忽然醒悟，台阶是水泥抹的面，不经磕。于是，他就憋住了不磕。 正好那会儿有人从门口走过，见到父亲就打招呼说，晌午饭吃过了吗?父亲回答没吃过。其实他是吃过了，父亲不知怎么就回答错了。第二次他再坐台阶上时就比上次低了一级，他总觉得坐太高了和人打招呼有些不自在。然而，低了一级他还是不自在，便一级级地往下挪，挪到最低一级，他又觉得太低了，干脆就坐到门槛上去。但门槛是母亲的位置。农村里有这么个风俗，大庭广众之下，夫妇俩从不合坐一条板凳。 有一天，父亲挑了一担水回来，噔噔噔，很轻松地跨上了三级台阶，到第四级时，他的脚抬得很高，仿佛是在跨一道门槛，踩下去的时候像是被什么东西硌了一硌，他停顿了一下，才提后脚。那根很老的毛竹扁担受了震动，便“嘎叽”地惨叫了一声，父亲身子晃一晃，水便泼了一些在台阶上。我连忙去抢父亲的担子，他却很粗暴地一把推开我：不要你凑热闹，我连一担水都挑不动吗!我只好让在一边，看父亲把水挑进厨房里去。厨房里又传出一声扁担沉重的叫声，我和母亲都惊了惊，但我们都尽力保持平静。等父亲从厨房出来，他那张古铜色的脸很像一块青石板。父亲说他的腰闪了，要母亲为他治治。母亲懂土方，用根针放火上烧一烧，在父亲闪腰的部位刺九个洞，每个洞都刺出鲜红的血，然后拿出舀米的竹筒，点个火在筒内过一下，啪一声拍在那九个血孔上。第二天早晨，母亲拔下了那个竹筒，于是，从父亲的腰里流出好大一摊污黑的血。 这以后，我就不敢再让父亲挑水。挑水由我包了。父亲闲着没什么事可干，又觉得很烦躁。以前他可以在青石台阶上坐几个小时，自那次腰闪了之后，似乎失去了这个兴趣，也不愿找别人聊聊，也很少跨出我们家的台阶。偶尔出去一趟，回来时，一副若有所失的模样。 我就陪父亲在门槛上休息一会儿，他那颗很倔的头颅埋在膝盖里半晌都没动，那极短的发，似刚收割过的庄稼茬，高低不齐，灰白而失去了生机。 好久之后，父亲又像问自己又像是问我：这人怎么了? 怎么了呢，父亲老了。 更多中考信息》》》中考频道 (责任编辑：admin) |